拆迁暴利源自何处？

拆迁暴利源自何处？

　　拆迁公司的利润十分惊人，许多业内人士直言不讳地称之为“暴利”。而这个行当提供的是劳务，几乎不需要资本金，可以说是“无本万利”。那么，拆迁业的高额利润究竟来自哪里？

　　印堃华说，正是拆迁费用“打包”模式为拆迁公司提供了巨大的灰色利润空间。在国务院46号文件中，这种模式被称为“大包干”：承包拆迁任务的开发企业获得一笔“打包资金”，其中包括被拆迁户的安置费用和本企业的劳务费用。由于两者此消彼涨，在监督机制缺位的情况下，许多企业选择的是尽可能压低被拆迁户的安置标准，克扣安置费用，与房屋价格评估机构串通一气压低评估价格，来换取本企业的高额利润。一些包干企业无所不用其极，甚至雇佣黑恶势力采用极端暴力手段，恶性事件频频发生。诚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何兵所言，开发商和野蛮拆迁者的蛮劲从哪里来？相对于他们所获得的暴利而言，他们支付给被拆迁户的价钱不过等同于买鸡窝的钱；相对他们所获得的暴利而言，他们支付给黑恶势力捆人的钱，不过等同于捆包裹的钱。

　　印堃华指出，在这种“打包”模式出现之前，拆迁单位如果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拆迁任务，可以按动拆迁费用总额的7%左右得到“动拆迁管理费”，也就是拆迁企业的劳务费用。由于劳务费用与安置费用是两条线，没有此消彼涨的关系，一般而言，拆迁单位也就没有必要野蛮拆迁、违规拆迁，很少会采取停水、停电、停气、停暖、阻断交通等手段，强迫被拆迁居民搬迁。

　　为什么原本的“两条线”会演变成几乎蔓延全国的“大包干”？一些资深专家指出，关键的因素是动拆迁过程中的急功近利和盲目攀比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国内不少城市出现大拆大建，许多官员将迅速改变城市面貌作为政绩的最佳体现。“两条线”的动拆迁模式较为平稳，在这种浮躁气氛下，动拆迁速度常常难以达到“日新月异”的要求，于是有些地方开始采取有更多利益驱动的“打包模式”。这种模式明显提高了动迁速度，虽然常常以损害群众利益作为代价，在“政绩指挥棒”下却是“瑕不掩瑜”，很快得到推广。

　　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副司长沈建忠指出，当前拆迁的一大特点是规模大。去年预计总量将突破1.5亿平方米，相当于商品房供应量的三分之一，拆迁数量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上升趋势尤为明显。另一特点是速度快。过去需要几年拆完的项目，现在往往几个月完成，有些政府项目时间更短。

　　在“政绩指挥棒”的驱使下，数量如此巨大的动迁工程，速度要求又如此严苛，没有破格的利益驱动如何能够顺利实施？动迁行业利润由此逐渐丰厚，而进入者越来越多。在许多城市，政府城建办、住宅办等职能机构下都有各自的动迁公司，这些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是“说不清道不明”的，一旦与动迁户产生矛盾，公平与公正难以得到保证。而据沈建忠介绍，一些地方政府及拆迁主管部门或政府设立的拆迁指挥部充当拆迁人，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，利用手中权力强行与被拆迁人签订不平等协议的现象也屡见不鲜。

　　此外，一些没有政府背景的动迁公司为了得到项目，也不惜采取种种手段“公关”(攻关)，而相关费用势必是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，最后还是要用动迁户的安置资金来支付。

　　针对这些症结，国务院46号令中明确要求，凡政府有关部门所属的拆迁公司，必须与部门全部脱钩。政府部门要从过去直接组织房屋拆迁中解脱出来，实行“拆管分离”。通知同时要求严格市场准入，所有拆迁项目工程，要通过招投标或委托的方式交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拆除。

　　此外，国务院的通知还指出，所有拆迁的补偿资金必须按时到位，设立专门账户，专款专用，并足额补偿给被拆迁人，不得以项目未来收益、机构资金承诺或其他不落实的资金作为拆迁资金来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