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贡高新开发区征地调查：一块纠缠12年的地皮

自贡高新开发区征地调查：一块纠缠12年的地皮

　　农民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，应当是农民分享工业化、城镇化成果的过程，应当有利于增加而不是损害农民的利益，应当有利于缩小而不是扩大城乡差距。

　　——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12月14日全国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工作电视会议上的讲话

　　头疼的继任者

　　不到40岁的杨立平像一个救火队员，满脸疲惫。

　　他是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开发区管委会的党委书记，从前年3月上任开始，就不停地“灭火”：开发区内的农民总在找他控诉，还动不动到北京上访；新闻媒体经常要过来曝光，还有一些声称要“揭短”的律师，也时常在他身边出没……

　　这一切麻烦纠缠，都来源于12年前———1992年，原为蔬菜基地的大安区红旗乡的7000亩地被征了，开发成现在的市高新开发区。从此，开发区的各位继任领导，都陷入无尽的烦恼。

　　每个周五，杨立平按规定要接待来访群众——不出意外的话，来的绝大多数是开发区内的失地农民——他们的倾诉12年来都一样：开发区掠夺了我们的土地，现在没法子活了。

　　杨立平也没法子，这些都是在他任前发生的，他也只能是老生常谈，把曾经说过不知多少遍的政策和解释拿来宣讲一通。

　　但没用，下个周五，农民们还会准时到来。杨书记和农民们无法让彼此满意，只好不厌其烦花大量时间相互诉说。

　　时间对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而言，已经不再有意义，反正他们现在没活可做，即使诉说得不到回应，起码还有个希望。可作为一个开发区书记，杨立平还需要极大的耐心，才能应对这样乏味至极的谈话。

　　农民显然不满足于这样的对话，开始找开发区的上级，找记者。在杨立平任上的2003年和2004年，自贡成为记者频来、被曝光最多的地方，其中还包括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权威媒体——这是自贡建市65年来没有过的。

　　有人认为这是当地农民的进步，是自我维权意识提高；也有人认为，这是一些“刁民”，别有用心。

　　无论怎么认定一个征地纠纷，纠缠了12年，也许是当初谁都想不到的局面。更难办的是，长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和情绪，如何化解，按当地一位官员的说法，“是个考验智慧”的问题。

　　民风是怎么“改变”的

　　在自贡，老一辈人都说当地民风一直都是挺淳朴的，老百姓也很听从政府的号召。

　　61岁的吴基祥告诉记者，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为了扩大可耕种良田，他们这一群人在政府的号召下，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“改田改土”运动。吴基祥至今清楚地记得，当年二十出头的他，为了改土，到距离土地一公里外的釜西河担沙子。据记载，仅1965年到1966年，自贡共完成土改田2048亩。

　　当过生产队长的陈志来(化名)说，19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，整个红旗乡的农民都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记得乡政府开了会，领导说承包的土地30年不变。全乡家家户户连中午饭都顾不得吃，立马在各自承包的地里拔草开垦。

　　6年后，承包鱼塘的陈志来成了全乡养鱼能手，1988年他盖起了两层楼，共计12间房。当时他是红旗乡第一个盖楼的人。

　　红旗乡20年前就被划为蔬菜基地，农民关心的一直只有蔬菜价格和土壤质量，有的村子，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可至两千元。

　　1990年代以前，自贡市作为地方政府，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决定权，作为中央政策的执行者，一直按部就班，不超越权限。红旗乡农民吴基祥回忆，当时土地管得很严，不能乱动。

　　进入1990年代，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和邻市发展，让自贡倍感压力———不靠海、不沿边、交通不发达———靠什么发展？

　　自贡政府决定借鉴沿海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———筹建经济技术开发区。市政府最终决定选址汇东，这里正是红旗乡所在地。

　　对这里的农民来说，一场巨大的命运改变即将到来。

　　1992年5月，一位四川省领导到自贡当即拍板，省里正式批准建立自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。自贡的年鉴上有这样的记录：“这是市委一班人渴盼了两载、奔波了两载的大事。”多家媒体在调查中都发现，为了顺利征到土地，政府颇费了一番心机。在农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自贡市高新开发区、自贡市国土局和红旗乡的土地协议却已签定。

　　政府的解释和农民的质问

　　对突如其来的改变，农民们连地里的农作物都来不及采摘，仓皇中就被安置到了简易的周转房。在周转房里，他们平均度过的时间是5年。

　　从1993年大规模征地开始，农民对开发这块土地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质问，但当地政府却提供了另一套逻辑。

　　农民问，为什么征地之前没有详细的建设项目和计划，而是先征了再说？

　　自贡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负责人说，所谓统一征地，就是“打捆征地”，按照规划一次从集体组织征来，等有项目的时候再作安排。

　　农民问，为什么连四川省同意征地的审批文件都没有，就开始征地？

　　开发区管委会的负责人说，1992年到1999年间，各地开发区都在兴起，早期程序上的确有所不规范，但后来就严格了，补办了……

　　农民拿到统一的8000元安置费感到恐惧：这点钱就是他们失地失业的全部补偿？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

　　当地政府说，按照1999年前的土地管理法规定，这是你们应该得到的钱。而且已是很宽松的政策，8000元甚至比沿海的标准都高。如果严格执行国家的标准，按产值来算，每人不足5000。但按照四川省规定的补偿，每人的补偿在8000元至4万元。

　　自贡市政府1993年第75号文件规定，征地房屋拆迁只能按农村标准来赔偿，这与城市居民拆迁标准相差5倍以上。居民们问：自己不是已经农转非了吗，为什么不能按城市标准补偿？当地政府解释，拆迁是征地工作的延续，当初按农村住房报建的，只能按农村拆迁标准赔偿，不随房主身份变化而改变。

　　更多的农民搞不清楚这些法规条文，他们只是直观而本能地感到生活变糟糕了，他们变得有意见，到处上访。

　　生存状况

　　在这场浩大的造新城运动中，农民和当地政府有了深深的误解，尽管当地报纸称这次建城“对自贡经济的发展是一次伟大的建设”。

　　1994年，因承包鱼塘而先富起来的红旗乡农民陈志来，眼看着自己1988年亲手盖起的两层小楼哗啦啦地倒在了地上。告别了自己的地，他被安排到了谢家坝的安置房中。

　　他一直赖以为生的鱼塘还没有来得及周转，便被人放干了水———规划中这里是一条路的位置。鱼塘的对面是自贡最高档的蓝鹰花园小区，门口的保安指着他那已经枯竭的鱼塘背后的山坡说，这里将建一个公园。

　　5年前，时年9岁的叶娟随全家离开了会溪村，被迁至陈家湾周转房93号居住。没了鱼塘和果树后，叶家摆起了水果摊维持微薄生计。拆迁者曾许诺在他家原址盖起工厂后，全家可以在此上班———但工厂一直没有。

　　据自贡市政府提供的数字，在周转房居住期间，有4人身亡。其中两人是因在如厕途中路险摔倒，不治而亡。

　　在红旗乡的农民都腾出土地的时候，政府说开发区建了工厂，他们就可招工———但10年过去，在他们原来的土地上，出现的是商店、商品房区和从老城搬来的市府。

　　几年来，当地政府一次次地解释———“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”。

　　市政府旁边一块面积71亩的土地，1995年征用后抛荒长达9年。2004年3月，自贡市国土局公告拍卖此处为商住用地，起拍价每亩60万元。

　　从公开的数据看，当地政府好像是做了赔本买卖：开发区共征地7775亩，其中经营性出让土地3439亩，经营性用地获取收益2.9亿元，补偿费2.2亿元。而10年来，政府在开发区投入基础设施资金就达4.7个亿。

　　但已经公开的事实是，3439亩经营用地通过三个渠道被流转：

　　一是政府将1600多亩土地转让给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下的直属企业“汇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”，由其经营和进入二级市场。

　　二是将1307亩土地，转让给红旗乡政府的直属企业金马公司，由其经营转让。

　　剩余的400多亩地，由国土部门管理。

　　农民们又发现问题了：为什么汇东公司的董事长由当时的管委会主任侍俊兼任？

　　为什么金马公司的董事长一直由红旗乡原乡长、党委书记陈文贤兼任？

　　现已升任副市长的侍俊解释说：“工作需要，我当时是兼职不兼薪，也没有股份，只是干活。我可以保证地说，我和市里面的任何领导，都在里面没有股份，决不是外面说的那样一次分红几百万。”

　　12年纠缠的“成果”

　　在这个花十年心力造就、留下一堆纠缠的新城里，除了商店、办公楼和大马路外，看到的大多是闲置的商品房和荒芜的土地。

　　一些农民在这些土地的地边上偷偷种上了一些菜，侥幸地希望能有所收获。

　　而开发区能给当地提供多少财富呢？

　　官方提供的“自贡开发区成就”数据显示：2003年开发区的财政收入为8816万元；从1995年到2003年，税收总额累计3.69亿元。

　　自贡市政府一位官员说，他们正在筹建一个同样有10平方公里规模的板仓工业园区，这是自贡正在奋力推进的“二次创业”。

　　去年4月国家清理整顿开发区的运动中，自贡高新区得以保留。

　　2004年12月21日，自贡的夜晚，釜溪河穿城而过。这个晚上，已经4年无事可做的李珍，在周转房里看着儿子写作业，她一脸的茫然。